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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上海的物资供应总是处于时多时少的窘迫状态——少的时候很多，多的时候很少。

这种物资供应的窘态自然也表现在蛋票上。

因为夏季是禽蛋的淡季，所以今年的梅雨季后，每月里的蛋票对应可买的鸡蛋从一斤半减到了一斤二两，而且票要一月一发——月初发下联单的小三张，分为三旬用。比如8月发的票，1日到10日用上旬票，可买四两，11日到20日用中旬票，也可买四两，以此类推；一个月内，旬票可以挪后用，但不能提前用。

按照这个规律，陶小霜轻易就算出这两天为了给自己做病号饭，二舅家里8月中旬的蛋票是用完了的。

蛋票是由居委会按着户口发放的。发放时，户口又分为大小户，5人及以上的家庭是大户，5人以下的则是小户；大户是上述的一斤二两，小户少二两，只有一斤。二舅家是大户，但户口上只有6口人，陶小霜的户口跟着母亲落在高家，程迎军则按政策是临时户口。

又因为城市居民的粮食关系是跟着户籍走的，所以陶小霜在二舅家住了9年，她的所有票证都是先发在高家，再由母亲带给她——别人是一次分配，到陶小霜这里就是两次分配。

高家不会扣下她的票，但也不会‘调剂’票给她。哪家哪户没有个大病小灾的时候，所以像她这次一个人吃了一家人一旬鸡蛋的情况，其实在这个年月里很常见；一般类似的情况发生后，都会在家庭内部进行调剂——也就是一家人扯着用，实在不够的话还可以在亲友间再借一点。

但发生在陶小霜的身上就不行了！

如果是两天前，事情会这样发展：徐阿婆根本不会向母亲提起蛋票的事，二舅和二舅妈也会认了这损失，可陶小霜怎么能搞浆糊呢，她只会两个月都不碰鸡蛋，直到把‘债’还清。

而现在嘛，只要再等上几天，她就能轻松还上‘债’，几张蛋票算什么，以后就连鸡蛋——她都能想买就买、想吃就吃！不止鸡蛋，大rou、荤油、水果、糕点，以后她都可以尽情的吃！吃饱！吃好！

想到这里，即使两世为人，前世还曾在上海滩见过些世面，陶小霜也不禁心头火热。长期以来半饱不饥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陶小霜不禁在心中长叹一声。

第7章票证

不过，再美好的愿景也是以后的事，眼前的早饭才是能马上吃进嘴里的食物。这种想法充满对食物的执着，在60年代里却是社会大众普遍的思维逻辑。

因为在这个年代里，城市居民的吃穿住用都是由国家定等按量分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统一的国土带来的不止是和平，落后的农业生产、薄弱的工业建设完全跟不上新中国添丁增口的速度，于是，社会物资尤其是粮食的极度短缺让统销统购、定量供应成为了大势所趋。

1955年，全国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于是粮票、粮证出现了——从此吃米面等主食光有钱不行了，还要票。

然后是rou票、油票，紧接着各种日常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也纳入了计划供应的范畴，于是副食品供应本、工业券等也应运而生了。

到了1968年，城市里的家家户户都把粮本和户口本放在一起，家庭的生活开销除了算工资外还得想想自家的副食本、煤本、工业券等等。

根据供应情况的变化和紧俏程度的不同，各种物资对应的票或证能买到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也是会变化的。陶小霜还记得在1960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时，沪上的rou票在年初时能按票值实买，到了年中就要‘节约’一半，等到了年尾更是拿着票也无rou可买了。

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物资供应也不同：有一年供应不上的时候，上海发过抹布票和牙刷票，可把阿拉们惊倒一地；而在一些偏远的小地方，听说常年都发火柴票、绒线票、针票、各种票——这些在上海都不用票。

另外，还要注意各种票证不同的使用期限和使用限制。比如这时出远门必备的全国通用粮票，因为其主要供异地出差的办事人员和地方调拨使用，所以使用期限至少是一年，使用范围则是全国。

而地方粮票就寒酸不少了，比如上海的地方粮票，那都是一季度一发的，用不完就过期作废，而且只能在上海境内使用。当然，例外也常有——去年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沪上的各家大饭店居然只收全国通用粮票，反而不要本地的粮票了。

简而言之，这个年月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票证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票证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式票证的分配和使用自然是极其复杂、多变的，说夸张一点，怎么得到和使用这些票证甚至都成了一门学问，精通这门学问才能当好家过好日子。

在这样缺衣少食的年月里，寄住在舅舅家里等着二次分配票证的陶小霜几乎很少有吃得好、吃得满足的时候。而口腹之欲长期得不到满足，人类就会对吃这种行为产生出贪婪的*，陶小霜也不例外。

所以，只是憧憬着发了一会呆，陶小霜就被饭盒里发出诱人香味的金黄的煎蛋和油汪汪的米饭拉回了神。

吃几口炒饭，喝一口酸梅汤，她很快就把剩下的炒饭全吃下了肚。

满足地放下饭盒，陶小霜想了想，对孙齐圣说，“大圣，你也去打扑克吧，有宁鸥陪……”

一旁的宁鸥抢着说道，“对，我们不需要你，女同学聊天，男同学走开！”

孙齐圣把装满葱油饼干的袋子交给陶小霜，轻声道，“聊饿了就吃点”，说罢转身走了。

……

上午十一点，白炽的烈日开始升向天空的最高点。

聊累的两人赤脚朝外，肩并肩横躺在床上。

“霜霜，昨天我遇到倪爱蓉了”，宁鸥很突兀的说道。

突然听到这个名字，陶小霜不由得楞了一下。

倪爱蓉，曾经和宁鸥一样，是陶小霜最好的朋友。蓉蓉、鸥鸥、霜霜，互相喊着小名的三人曾是那么亲密。

宁鸥和陶小霜的初见在她们4岁的时候。宁叔叔和死于船难的陶父曾是一起擦甲板的小水手，他从广州一调回上海，就带着小宁鸥去看望陶奶奶。于是两个小囡在川沙的乡下玩耍，常滚成一对小花猫。

而倪爱蓉的加入则是小学时候的事了。那时，三个人在一个班，倪爱蓉是班长，陶小霜是文艺委员，宁鸥是体育委员。

上了初中，倪爱蓉和陶小霜还在一个学校，而宁鸥转到了其它学校。三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放学后总是一起做作业，星期日也是一起白相南京路，直到两年前，那场大运动改变了一切。

所有人都必须选择一个立场：是做造反派